张杏子很多时候都觉得，这个家快“垮”了。11个孩子的衣裳、丈夫捡回来的破烂衣服和鞋，被她一道胡乱塞进装化肥的口袋，活生生垒出一座1米多高的“小山”;中午刚煮过面的锅随便用浑水冲冲，在结满污渍的桶里抓一把米，就开始熬粥;孩子放学回来，尖叫声、哭闹声此起彼伏，她沉默地往灶里添柴，头也不抬一下。

　　这个47岁的女人说自己太累了，连“最后一丁点儿精神”也没了。

　　一个半月前，四川遂宁蓬南镇大山深处的三台村，热闹的年味被一场血案搅破。呼啸而过的警车带走了涉嫌故意伤害罪的何洪，也让这个拥有11个孩子的家庭，没有了爸爸。

贫困夫妻十一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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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哭肿了双眼的张杏子开始信命。在她眼里，这一切似乎都是“老天爷的惩罚”：要不是孩子生多了，家里太穷，何洪哪会带上两个小女儿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，又怎么会和守庙人发生冲突。

　　要不是孩子太多，还没时间教育好，让家里在村子和镇上的名声“太难听”，成绩优秀的大女儿也不会觉得“别人看不起自己”，扔下学业和全家人，一走了之。

　　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，生怕一睁眼家里的米桶就见了底，没有经济来源的全家“活不了几天”。她更怕做饭的间隙一抬头，摸不准心思的老五、内向的老三也学老大，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家。“这个家不是家，就是一个黑暗的陷阱。”是这11个孩子的母亲如今最常说的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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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许多时候，这个藏在金黄色油菜花田后的两层砖房，和大多数留守家庭一样宁静，张杏子安静地洗衣、喂猪、做饭。半年前被小混混捅了一刀的四儿子，倚靠在“衣服山”上，从一个麻布口袋里掏出干瘪的花生，缓慢地咀嚼。

　　屋子前扔满了破洞的塑料盆子、烂自行车以及半截锄头，那都是何洪这20来年从外面捡回来的“宝贝”。张杏子赤脚从上面走过，神情漠然地把晾干的衣服揉成一坨，扔向四儿子的身后。

　　直到太阳从山头落下，一连串笑声打破宁静，7个还在上学的孩子陆续回家了。又到了张杏子一天之中“最头痛的时间”，孩子们扭作一团，老五推老六一把，老八又踢了老九一脚，家门口的柜子和锅被撞得砰砰作响，不到5分钟，哭声就冒出来了。

　　张杏子坐在不远处烧火，她已经习惯了孩子的哭声，“都听十几年了，能有啥反应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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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最早生下孩子时，丈夫在镇上的工地打工，她一个人操持家里的几亩田地，公公婆婆走得早，这个年轻的妈妈用背篼装上孩子，放到田地旁边的树下，一边看孩子，一边干农活。

　　哭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她的生活的。孩子一哭，她丢下手里的活，急匆匆看娃，农活根本干不完。孩子一年年多了起来，自打1995年底跟着何洪来到四川，5年间他们一口气生了4个孩子。她和丈夫狠下心，在背篼底下铺上枯草，把孩子放进去，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，几个破洞的背篼就搁在屋里。关上门，一路小跑到田里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“快点干活，早点回去带孩子”。

　　可就算把锄头挥得再快，张杏子也知道，“娃娃该受的罪一个都跑不脱”。

　　“不害怕，我心里只有仇恨”从1996年开始，陆陆续续有11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降生。张杏子不止一次地劝过丈夫，别生了，别生了。可何洪每次都骂她脑子笨：“存钱不如存人，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人多不求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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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直到2012年，43岁的张杏子生了最后一个孩子，那是女婴。在和政府的“谈判”中，何洪同意给妻子做节育手术，条件则是解决家里几个孩子的户口问题。“我当不了家，他要生我也只能生。”张杏子低下头，闷声道。

　　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女人能做的，不过是把白米粥熬浓些，咸菜多放一点点，让孩子多吃些。

　　如何填饱肚子，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。何洪经常带上儿女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，有时候是老五老六，有时候是老八老九。大年初九那天，是老五老六跟着一起去了庙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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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守庙人脾气不好，老跟这家人作对，有时候张杏子去收吃剩下的饭菜，他拿着木棍在里面搅来搅去，“看看有没有偷我们的碗筷”。这回，老五老六又在庙里跑跑跳跳，守庙人火气蹿上来，难听的话一句跟着一句往外蹦。

　　喝多了的何洪没忍住，和守庙人扭打在一起。慌乱中，守庙人拿刀砍向了何洪的后脑勺。

　　谁也没注意到，13岁的老五突然抄起板凳，朝80岁的守庙人砸了过去。

　　啪啦一声，守庙人倒地，发出几声哀嚎，红色的血慢慢流出。一旁的何洪扑了上去，给了守庙人致命一刀。

　　“不害怕，我心里只有仇恨。”老五平静地说。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说，自己已经“受不了那些人的欺负了”，她见过守庙人不停羞辱家里人，母亲却只低着头不敢辩驳;她见过村里人来数落家人，还威胁“你要敢打我，我喊我儿子抓你们”;她见过上幼儿园的弟弟被老师要求背对黑板一学期也不发书、见过跟自己最亲密的老六被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、见过班上同学一见到她就喊“×××来了，快跑，哈哈哈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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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事实上，何洪在修庙时，曾帮着挑水、砍树，出力，庙里的人曾许诺，他可以去吃饭。“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。”老五咬着嘴唇说。

　　她也曾努力想要融入学校的集体，可她穿得太脏了。这个青春期的少女曾冲着母亲大发脾气，“给我钱，我要请同学吃饭”。

　　钱最后是要到了，可老五说，“我在学校没有朋友”。

　　当着记者的面，她握紧拳头，朝七妹的脑袋狠狠砸去，“就像这样，仇恨!”她仇恨学校嘲笑她的人。

　　似乎每个村里人都不讶异老五的拳头。有村民说，自己亲眼看到老五带着弟妹来偷自家的果子。他生气，想教训下个头最大的老五，结果，“你一凶，那个老五比你还凶”。

　　“太吓人了，这么小的女娃娃，哪个惹得起嘛。”他给自己两个儿子下命令，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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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血案发生前，老五整日带着弟弟妹妹满村转悠，他们看到李树就去摘果子，路过苞谷地就掰几根玉米棒子，邻居家的田地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游乐场。

　　直到邻居找上门，张杏子终于发现了几个孩子干的“好事”。有人在屋外破口大骂，“一根苞谷吃不饱，一张贼皮背到老”，她在屋里默默流泪，摁住孩子，一句也不敢还口。

　　这个外地女人已经把诉求降到了很低很低，“只要娃娃不讨人嫌就好了”。邻居骂完，她哭着训斥孩子，不准他们再偷东西。

　　但小孩的举动已经在这个上千人的村落，传开了。

　　提起这家人，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皱眉，“太没教养了，跟这些娃娃是讲不通道理的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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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村子有关于这家人的各种说法。有人说，何洪是“罪魁祸首”，“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儿去偷东西”;还有人神神秘秘地说，计生办的人曾经都给张杏子上了环，又被何洪取下来了;还有人怀疑，这家人不停生娃，就是无赖想靠政府养起，“一家人都莫出息”。

　　张杏子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“老天的惩罚”。“丈夫最初为了补贴家用，连死人钱也赚”。方圆几里有人过世，都是他去给死者理发修面，家属要一把火烧了遗物，他却抢着拿回来，为的是给家里省几件家具。

　　“这不就是报应吗!”眼泪啪啪往下掉，她的喉咙快发不出声响了，这个矮小的女人说自己“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”，只除了一件，“娃娃生多了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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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初中的大女儿仿佛一夜间多了不少心事，可张杏子只是感觉“很久没和老大说说话了”。她太忙了，女儿的生日是很难想起的，如果记起就煮个鸡蛋。11个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，她说自己脑子“不好使”，家里捡的狗连名字也顾不上取。

　　她常安慰自己“大女儿最乖，没什么问题”，以至于冲突爆发的毫无预兆，一度让这个农村妇女“搞不清状况”。

　　那个下午，懂事温顺的大女儿像“吃了火药一样”，向张杏子噼里啪啦发泄着心中的委屈，女儿声音很大，眼泪唰唰地流。

　　“一个礼拜吃饭只有10块钱，我天天在学校饿着肚子看人家吃肉，你晓不晓得!”

　　“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得，天天脏兮兮的，没得朋友，老师还把弟弟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，我们一直被人家看不起!”

　　“你晓不晓得，你们生这么多娃儿，别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们!”

　　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张杏子用手使劲儿摁住“疼得要裂开”的胸口，好像下一秒就没法呼吸，老大的话像刀子一样在割她，“我要出去打工了，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，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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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的伤口越撕越大。老四自从去年在职高被人捅伤后，一直在家休养。半年前，老四开刀后，为了止疼，何洪做主让医院给孩子打了过量的止痛针。

　　一回家，张杏子就发现儿子变了：脸肥了一圈，舌头总像被夹着，说话也不清晰了。更可怕的是，老四的脾气“变差了”。

　　夜里，动过刀的肠胃开始发疼，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摇得丁零当啷，他怒吼几声，站起身，一把提起十一岁的妹妹，像“老鹰抓小鸡”一样，狠狠地砸向地面。

　　张杏子劝不住，她的声音吼再高，也没人听她的。这个头发凌乱、眼睛布满血丝的母亲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，老五老六扑上来，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团。

　　她知道，“老四以前不是这样的”，虽然成绩差一点，但对弟弟妹妹却从来没有坏心眼。去年因为媒体报道，才让老四和辍学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读职高的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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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洪当时特别兴奋，为了凑800元学费，他把几个兄弟家又跑了一遍，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。

　　在那之前，因为低保、户口、温饱，何洪常常“求人”，他从亲戚家求到镇上、县里，不断地作揖、下跪、磕头，还时不时写信打电话，他家里的电话薄堪比县镇机关部门办事通，从县领导一路到村支书，每个人的办公电话和私用手机，他都有。

　　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，他都说，“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、成长、成才”。

　　张杏子回忆，打从2008年“汶川大地震”后，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，他的主业变成了“天天跑政府”，“除了求政府帮忙，我们还能做啥子?”

　　但在政府的眼里，这是“无赖”的表现。蓬南镇一位副镇长，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，“政府也相当头痛”。他说，何洪“很无赖”，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，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，“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”。

　　靠这办法，何洪“求”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，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。

　　可唯独他最关心的“孩子的出路”问题，始终没有解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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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，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，他的中心思想是“赚钱”。所以，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，他想都没想，一口便应了下来。

　　只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在职高，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，收保护费不成，对方动了刀子，老四急眼了，扑上去抢刀子。

　　他的血也流了一地，整个宿舍都是红色的，肠子外翻，二哥每次回忆起眼眶都是红的，“老四傻啊，造孽啊”。老四回来还没过完春节，父亲也进了看守所，这个家眼看着，就要垮了。

　　刚满18岁的老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“成熟了”。他捡起了父亲的电话薄，用破塑料袋分类装好弟弟和父亲的材料，沿着父亲的路子开始向村上、镇上、县里求人。

　　因为媒体的曝光，何家人已成了当地“丢人的事情”，有人冲着这个男孩骂道：“你父亲是杀人犯，你们一家都是渣滓，不配得到政府的帮助。”1米6出头的老二最近一个半月瘦脱了形，为了“救”父亲，他自己翻出破了边儿的法律书籍，每天跑完政府就回来看，尽管，那上面的内容对他来说更像是“天书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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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中上的老二被父亲寄予了“考大学当能人”的重任，后来家贫辍学，父亲也送他去安徽，“跟着村里人见见世面”。因为年纪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再回到村里时，这个少年平静地接受了父亲新的安排——跟着他“跑政府”，顺路捡垃圾。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见了以前的同学。每次，他都会提提背篓，弓着身子，把头埋得很低，脚步加快，躲同学。

　　“幸运”的是，好几回都跟对方擦肩而过了，也没人喊住他。

　　这个18岁的少年说，自己已经逐渐忘记“要去北京当兵、保卫天安门”的梦想了，尽管手机里还存着合肥高楼大厦的图片，但他心里清楚“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样的风景了”。这个家庭秤砣般拽着挣扎向上的老二，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。

　　被现实“催熟”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。比如，初中“考过年级前30”的他头一回发现，“求人办事好难好难啊”，难过了任何一道考题。

　　“不晓得哪门回事，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，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。”他苦笑。

　　“存钱不如存人，真是想错了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