追忆季塔连科院士

　　我在自己的学术和教学工作中，有不少机会到苏联和俄罗斯从事学术进修和交流，也与俄罗斯的一些学术机构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，因此与不少俄罗斯汉学家有交往，有工作联系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，他们高度的敬业精神，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的专研精进，令人动容。

　　第一次见到季塔连科，其伟岸的身躯，如炬的双目，让我联想到古今两个人。今人，钢琴家马楚耶夫。我在莫斯科大学文化宫听他的音乐会，旁边一长者对我说：“马楚耶夫，高个头，真正的西伯利亚人！”季塔连科与马楚耶夫，都是西伯利亚人，都是高个头，都热心社会活动。古人，就是彼得大帝。大帝身长2.13米。季塔连科与彼得大帝，身高都超乎常人，富有远见，更不乏推进事业的坚定性。

　　季塔连科1985年就开始任所长，他功勋著卓，从在上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前10年，他作为主编，率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数十位汉学家编撰了一套6卷本的汉学巨著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，这套书获得2011年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奖。201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作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俄罗斯时，专门安排了会见汉学家和学汉语的学生。习近平总书记对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高度赞赏：前几年，俄罗斯科学院出版了6卷本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，全面诠释了中国5000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，集中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。

　　2013年—2014年，我在莫斯科与季塔连科有了比较深入的接触。一次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长谈，他忘了开学术委员会的时间。秘书提醒他，我告辞后，来到接待室，等着开会的满屋东方学学术精英让我目眩，我连声说抱歉。

　　季塔连科告诉我：很多位中国老师、苏联老师对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195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语文系二年级学习时，读到了俄文版的《道德经》、《阴符经》，他很喜欢，就想学习中国哲学。于是给郭沫若写信，说要学习中国哲学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郭沫若先生居然回信了。郭沫若在回信中鼓励他，希望他学古汉语。

　　季塔连科对我说，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苏联，希望苏联派学生到中国学习。他与55名苏联学生作为第一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。北京大学请任继愈和冯友兰两位先生指导他学中国哲学。任继愈把他自己的研究墨子的著作送给他，他研读后很喜欢，就下决心要研究墨子。后来，机缘巧合，他转学至复旦大学。复旦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对他非常友好，亲切地称呼他为“米沙同志”。现在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外国留学生的名录中还写着“米沙同志”。我把季塔连科讲述的故事写成了《“米沙同志”——季塔连科访谈录》，2014年3月的《人民日报》还发表了此文。

　　后来，我们陆续听到季塔连科先生身体有恙的消息，因此也经常祈愿他战胜病魔，能在莫斯科主持“中国与俄罗斯：文化对话”论坛。岂料，2016年2月25日传来他驾鹤西去的信息。惊闻噩耗，我夜吟七律一首，不计工拙，遥祝他走好：“季氏俄农八尺郎，《阴符》乍读辄愉慷。未名受教游燕赵，复旦从师慕汉唐。沉醉墨家兼爱赞，殚思孔圣以仁扬。十年督励书宏典，未竣华言恨参商。”我也应约在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《缅怀中国文化传播家季塔连科》，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。

　　官网公布了我的唁电，也转发了这篇文章。“未竣华声恨参商”，是说我们还没有完成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的中文翻译任务，他就远游道山，与我们作参星商星之隔，怎不令人哀伤。

　　现在可以告慰季塔连科先生在天之灵的是，我们课题组70多位成员，矻矻终日，兀兀穷年，积八年之力，终于完成了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的翻译。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，《中国精神文化大典》的中译本正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　　季塔连科院士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寄语俄罗斯汉学家：“要向人们展示俄中文化的交响乐。我开始的事业，你们要继续下去。只是你们要坚韧，对智者的遗言要听取，记住并加以施行。”

　　我相信，中俄文化的交响乐将会在一代代中俄人民演奏下去。

　　作者：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刘亚丁